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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德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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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查看详情>>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两种定义,同样,对无产阶级也有两种定义。从生产关系看,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的,即属于无产阶级。更进一步,失业者是劳动力的后备军,因此也是无产阶级。按照此定义,则古代中国的佃农、雇农和失去土地流入城市的所谓流民(即失业者),都属于无产阶级。所以,中国古代的农民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。 另一个定义是从生产力方面看的。马克思认为,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产生于现代工业。相应地,也只有在现代工业条件下,才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分。资产阶级无法支配现代生产力,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。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支配现代生产力,生产资料公有化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。所以,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,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。顺此逻辑,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认为,古代中国的农民革命代表着旧的生产力,是旧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,只能完成王朝更替、历史循环。 这两种定义对革命的动力、时机、方式、结果都有完全不同的看法。按照前一种定义,革命的动力是“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”,当阶级分化达到极点时,该社会就将爆发革命。革命的方式是形成革命组织,团结一切革命力量,推翻反革命政权。革命的结果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思想。当领导集团是陈胜、吴广时,革命将只能完成王朝更替。当领导集团是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时,革命政权就可能成为人民政权,就有可能使社会财富分配倾向于劳动者,并且使劳动者联合起来,兴修水利,建设工厂(如果有现代工业),改进技术,还有可能使旧社会遗留的“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”的价值观得到重大改变。但是,当然,如果领导集团中毛泽东少,而陈胜、吴广多,则经过一段时间后,社会仍将恢复王朝时代。 按照后一种定义,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的发展。当生产力还可以发展时,哪怕剥削、压迫多么深重,都不可能产生革命,也不应该革命——因为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。因此,革命的时机是旧生产关系容纳不下新生产力的发展。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,夺取工厂、政权,不需要结构分明的革命组织,也不需要长期的革命斗争,甚至不需要斗争策略。革命的结果则是无产阶级对内民主、对敌专政,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,计划经济,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,共产主义的实现。 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,从生产力出发的革命定义有极大的问题。首先,它削弱了革命的人道性、正义性,把自由、平等、人权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;并且,赋予生产力发展以过高的地位,埋下了修正主义的种子。其次,它剥夺了革命的主动性和自发性。既然生产关系是否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是判断革命的时机的关键,广大受剥削压迫深重的无产者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革命,什么时候该忍受。谁来判断这个时机呢?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。他们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无休无止的辩论,例如什么是生产关系,什么是生产力,什么时候两者冲突到不可调和,俄国是不是资本主义,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,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,等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壮大以后再革命(即二次革命论),还是直接动员农民推翻封建统治搞社会主义。革命历史表明,无论在德国、俄国、中国、还是北朝鲜,这种辩论客观上不是使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,推动历史进程,而是成为百无一用的空谈家,成为吸纳社会反抗能量的黑洞。在革命成功后,这种空谈家也并不能够帮助改造旧世界、建设新社会,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,忽视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造的重要性和艰巨性,掩盖新的阶级分化倾向,从而帮助资本主义复辟。第三,它使革命者忽视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,既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的分化瓦解,不注重形成统一战线;也不注意无产阶级自身的分化可能,不注意价值观改造。它想像了一场自发的、无组织的、无领导的革命,把资产阶级的危机直接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到来。这既无助于革命成功,更不会注意到革命成功后社会重新阶级化的可能。第四,正是由于忽视价值观转变的复杂性,无产阶级专政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可能转化为官僚专政、权力私有制和权力斗争的温床,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潜力被极大抑制。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失败后,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,这是因为没有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历史规律,在落后的、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搞了社会主义革命,是革命的早产儿,因此注定要失败。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。按照他们的逻辑,只有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美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,革命才是能够持续的。或者说,只有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,发生全球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,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成熟的、够格的、可以持续的。如果他们的逻辑成立,则革命就将变得遥遥无期,世界各国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就只能逆来顺受了。即使如此,革命是否需要领导,资产阶级是否会自动交出统治权,革命后的政权是否会变质,问题仍然没有解决。     可见,从生产力出发的无产阶级定义既不符合历史、也不符合逻辑,更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需要。 问题的关键在于,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,与具体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力没有关系。不但可以有工业资本主义,还可以有农业资本主义;不但可以有工业无产阶级,还有可以农业无产阶级。相应地,如果资本主义有一天能够消失,它绝不会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动产物,而是尖锐、复杂、长期的、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产物,是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战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。 因此,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失败,并非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,而是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。相应地,如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变,哪怕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无产阶级革命,哪怕全球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,也只能是改朝换代、历史循环。 六、 封建社会之说从何而来? 如果说,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市场经济,在各王朝的中后期甚至是大资产阶级群体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,那么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一说从何而来? 封建者,“封国土,建诸侯”也。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。每一个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完整的立法、司法和行政权,有自己的军队和臣僚,还有可世袭领地。有的诸侯统治有方,开疆拓土,贸易有无,人丁兴旺,逐渐成为一方霸主;有的诸侯内廷分裂动荡,外廷争权夺利,公卿势力坐大,统治无能,逐渐依附、衰落,成为蚕食、鲸吞和瓜分的对象。如此数百年后,西周王室逐渐丧失中央权威,中原大地诸侯争霸,进入春秋战国时代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废封建、置郡县,统一货币、度量衡、交通、文字等,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,“百代都行秦政制”,“封土建国”的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。     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趋势、历史规律的话,从孤立、分散到联系密切,从小国寡民到大国众民,从承包制到直线职能制,从邦联到联邦,从弱联邦到强联邦,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,一句话,从混沌到有序,倒是一个真正的、适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的共同历史趋势。欧洲各国内部的废封建、置郡县过程大约完成于18世纪和19世纪,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管仲改革。内部整合一经完成,便为对外征战称霸奠定了基础:先是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,接着是俾斯麦德国征服法国,时隔不久,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这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。二战结束后,欧洲各国开始合纵进程,先是煤钢共同体,后是欧共体,再是欧盟,直到目前出现欧洲宪法框架,统一欧洲货币。美国则想方设法破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,用英国牵制法、德,用新出现的东欧诸国牵制西欧大国,让法、德两国相互猜疑,令人想起秦国对山东六国的连横战略。 可见,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,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。对此,中外历史学家多数还是有共识的。那么,为什么还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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